《转》传疑时代的“随州文化”：随州文化博大精神！

楚刘飨

[b]  夏曾佑在其《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将“自草昧从至周末”定为“上古时期”，其中“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①参看《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页。我们借用其“传疑时代”这一术语，在内涵上确认它为“石器时代”。随州境内传疑时代的文化遗存，在考古层面十分丰富，这是上古传流下来而无可疑的文化；在传说层面，炎帝神农在随州的文化传说源远流长，其中疑点虽多，但基本上能为考古文化所确证。我们要研究随州境内传说时期的文化内涵，必须从研究二者及其对应关系着手。

一、随州境内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一)随州后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

考古学资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随州境内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早在1957年，考古工作者就在距随州市区约 5公里的山地采集到一件石英岩打制的石器，1960年经裴文中先生鉴定，这是在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随州境内并不多见，那么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随枣走廊，在随州境内已经“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在随州境内已经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50多处，出古文物3000多件。

上表内容不包括1983年以后，随州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因而是不全面的。然而就是从上表，我们也可以看出，随州境内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分布特点。在时代上，由旧石器时代的“一点”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星光点点”，具有迸发式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随州境内各大水系均有人类活动遗存，遍地开花。这些情况表明：在新时石器时代，随州境内有城、有人工沟渠，因此手工业和农业十分发达，遍地人烟，气势很旺。

(二)几个典型的文化遗址

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虽然遍地开花，但由于种种原因，正式发掘的遗址甚少。已经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西花园遗址(包括庙台子)，冷皮垭遗址，金鸡岭遗址。它们的发掘，为我们了解传疑时代的随州文化之谜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

西花园遗址  位于漂水东岸的西花园村之北，西南距随州城约20公里。遗址呈南北向，长约1公里，宽约0．5公里，总面积达10力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约4米。该遗址文化内涵大致分上、下两层。下层因已深入潜水面以下，操作十分困难，未能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遗物甚少，但可以实证其文化内涵与中原仰韶文化类似。上层为屈家岭文化层。发现房基5座，皆由红烧土块堆积而成，木骨泥墙，茅草之类盖顶。红烧土由稻草拌泥土烧成，内含大量稻谷壳。发现窑穴一座，成人墓葬 8座，其中一座内二次葬。儿童瓮棺葬6座，用罐、鼎、瓮等陶器2或3件横置相套，作为葬具。出土有当时人们使川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生产工具包括骨镞、石刀、石铲、石斧、石、陶网坠、陶纺轮；生活用具包括陶彩绘扁腹壶，大口罐、中口罐、小口罐、鼎、擂体盆锅、器盖和器座；装饰品有空心陶球和玉珠等。在物器之上出现的一些符号，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是文字的雏形、太极图的祖型等等。

冷皮垭遗址

位于今随州城西南约40公里的三里岗镇冷皮垭。发掘不仅出土了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箭镞等石器，而且出土了夹砂陶、泥质陶与泥质磨光黑陶等陶器。陶器以彩绘蛋壳黑陶最为典型。遗址中还发现了具有大量的稻谷壳的红烧土块，某些土块稻粒呈密集块状。大部分已红碳化，但仍能清晰辩识稻壳的痕迹。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其文化内涵大致包括屈家岭文化和类似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两种文化遗存。

  金鸡岭遗址

  据报道是随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聚落遗址。分生活居住和制陶作坊两区。生活居住区：房基结构为较规整的长方形石基砌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早期、中期的房基为大型的红烧土建筑。制陶作纺区：发掘出窑址6座。出土的遗物包括鼎、罐壶、器盖、碗、纺轮、斧、铲、锛、镖，其中釉陶鼎、蛋壳陶碗、穿孔石刀，堪称同期精品。该遗址中期文化层有一件孔雀石(铜矿石)，它为有意识获得，表明当时的人们对铜矿有了一定认识，有可能初步掌握了炼铜技术，同时表明当时的随州地区物物交换的半径很大，可能达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的交易经济阶段，因为随州境内没有铜矿，不产铜，孔雀石只能由外地流来。

雕龙碑遗址

在介绍随州境内文化遗址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着重介绍一下并不位于随州境内，而位于枣阳市鹿头镇北三公里的武庄村的一处古文化遗址——雕龙碑遗址。因为该遗址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厉山仅相距60公里，同处随枣走廊，属于炎帝神农文化、烈山文化的范畴。面积约5万平方米，距今6200年(上限)至5000年(下限)，文化堆积一般厚2米左右，大致可分三期：早期距今约6000年左右，发现一座山东、西两个椭圆形浅坑并靠近组成的简易房址，出土的陶器中，红陶略高50％，其次为黑陶和灰红陶，灰陶极少。代表性器物有陶直口折腹钵，锥足根部按捺多个窝纹的鼎，束腰器座，角形盖钮等。

中期距今5500 5300年。房址为单间或双间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长方形型，建墙不挖基槽，系夹长方形木骨垛草拌泥而成，墙及室内居住面均为红烧土。发掘的单人土坑暮葬随葬器物极少，婴儿瓮棺葬的葬具主要是鼎、盆、尖底缸、罐、瓮等。出土陶器中红陶约占40％，黑陶次之。代表性器物有平折沿弧腹盆，敛口钵，口附小杯的大圈足盘和足面饰宽竖槽的鼎、釜、草帽形大器座等。

  晚期距今约5000勺：以内，其相对年代约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房址为圆形单间，长方形3至4间，是挖槽起墙的面建筑。有的基槽垫有红烧碎块。发掘的土坑墓座，余皆为单人仰身肢一次葬，基本上未见随葬陶容器，

而普遍随葬猪上颌骨。出陶器中黑陶略高于2／3，灰陶次之，典型器物为仰折沿鼓腹平底罐、矮圈足罐和矮足鼎等，纹饰以浅细的篮纹最具特色。

雕龙碑遗址遗物中屈家岭文化居主要地位，如网格纹罐形鼎以及扁凿形、瓦棱形、鸭嘴形鼎足等等均为屈家岭文化中常见的器物，而彩陶中的草叶、弧线三角、斜方格、大圆点加黑宽带纹和红顶敛口罐等又具浓厚仰韶文化色彩。

随枣走廊的雕龙碑、西花园、冷皮垭、金鸡岭新石器遗址具有继承关系，对它们的调查、发掘与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 6000年的岁悦中，随枣走廊已经分布了许多的村落，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远古人类创造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

(三)随枣走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成就

从以上几个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出，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随枣走廊和随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文化成就。

农耕经济十分发达。雕龙碑遗址，冷皮垭遗址中含有大量的稻谷壳，在西花园遗址中，也有大量由稻草拌泥而烧成的红烧土，内含大量的稻谷壳。这表明，种稻，在新石器时期是随枣走廊和随州地区的先民们的一种谋生方式。而且，随州先民的农耕活动十分发达。一是懂得了挖沟引水、掏井取水排灌。如安居北城外遗址中就有人工沟渠，我们在府河冯家畈遗址中发现“陶井”，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井”；二是粮食已经有了剩余。西花园遗址中出土200多件喇叭口红陶杯，专家们认定这是酒杯。可见，当时饮酒之风盛行。粮食是当是做酒的原料，假若当时不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剩余粮食，要用大批粮食来酿酒是不可能的。可见，随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已经达到了专业化很高的水平了。

纺织业发展水平很高。在随州新石器遗物中，陶纺轮较为普遍。如西花园遗址共出土陶纺轮达250件以上，可以想见当时纺织手工业的发达程度。纺织品的原料，可能是麻类和蚕丝。我们甚至可以说，西花园遗址可能是随枣走廊地区的一个纺织中心。

制陶业已经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在随州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陶片、残陶器是常见的文化遗存，包括黑、褐、红、灰等多类。当时主要的生活用具是陶器，制法多为轮制，且品种多样，说明当时随州地区的制陶业已经走向鼎盛阶段。轮制陶器成为一种产业，意味着在生活品有了剩余的基础上，它已经从农业生产中分化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行业。金鸡岭文化遗址中出现专门的制陶区，可以进一步说明制陶文化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定居生活包含了城市的萌芽。在雕龙碑遗址中，随枣走廊出现单间或双间的地面建筑，随州府河马家畈遗址中，也有“屋基”的发现，说明那时的人已经有“室”了。随州洛阳金鸡岭遗址，人们的文化聚落已经分生活区和制陶区。这些说明，新石器时代的随州人所创造的文化已经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了。由此可以判断，关于炎帝神农氏住山洞的传说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聚落遗址有一定的区划，不同区域不同功能，说明那时的包括随州在内的随枣走廊地区可能有了原始的“城市”。考古界就有人将雕龙碑遗址视为炎帝神农的“都邑”，其安装有推拉门的房屋建筑所反映的建筑技艺成为“绝世奇观”。

产生了初步的文明。定居生活是创造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康德说：“游牧民族，由于藐视一切生活的安定，就不畴把所有的文明社会破坏掉。”①参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页。只有定居下来，文明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积累过程。夏曾佑说，在有定居生活之前，人们“栉甚风沐甚雨，不遑宁处者，至此皆可植田园，长子孙，有安土重迁之乐，可是更有暇日，以扩其思想界，且以画地而耕，其生也有界，其死也有传，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②参看《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页。随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我们的确可以发现，那时的人因安居而有闲暇，其思想境界有了极大的提高，因而有自觉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入其的萌芽期。一是出现了萌芽状态的文明。如西花园遗址的平底杆，圈足碗等器物底上面出现“×”“≠”“戈”(“戈”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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