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和建鼓底座：乱世诸侯千古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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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智慧长河”的主题展览中，有一件中国青铜冶炼的巅峰之作——曾侯乙建鼓底座，其工艺之精湛，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复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城市足迹馆中一套重达5吨的曾侯

　　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智慧长河”的主题展览中，有一件中国青铜冶炼的巅峰之作——曾侯乙建鼓底座，其工艺之精湛，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复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城市足迹馆中一套重达5吨的曾侯乙编钟复制品，“大钟沉沉声如磬，小钟细碎凝秋露。大小呼应天籁和，夫子沉醉食无趣”。千古绝响，悠悠楚风，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将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曾侯乙墓这座神秘的“乐宫之王”。

　　险些被炸掉的千年古墓

　　曾侯乙墓是一座2000多年前诸侯国国君的墓葬，位于今湖北随州擂鼓墩东团坡上。

　　随州市原名随县，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相传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的故里。在随州城西两公里处，有个叫擂鼓墩的地方，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脉东端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土包，当地人称为团坡。这两个团坡相距约百米，西面山脉蜿蜒，水潺潺从东面淌过，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1977年9月，驻扎在这里的解放军某空军雷达修理所，因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平整土地。施工过程中，在东团坡红色砂岩的山冈上，发现了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

　　似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可以用无巧不成书来形容。负责这次施工的王家贵，曾在北京建工学院受过建筑专业培训，而营地的负责人郑国贤又是一位业余的文物爱好者。两人隐约觉得褐色的土有些不寻常。他们一次次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泥土下方人工铺砌的大石板，是当年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并无稀奇。直到施工者用钢钎触及到异物，发出异样的声音，有关人员才意识到，东团坡下确有一个等待揭开的谜团。

　　很快，考古工作者从武汉赶到现场。根据原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谭维四回忆，随着探孔越打越多，墓坑的范围也越来越清楚，当人们终于找到木椁的边缘，所有人都惊呆了——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有220多平方米；木椁保存完好，规模有190多平方米。

　　也就是说，按木椁面积计算，这座墓葬相当于14个出土过西汉男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相当于6个出土西汉女尸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相当于3个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这样大的木椁墓在全国尚属首例。

　　工作人员还发现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0.8米的盗洞，一时间所有人的心理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十墓九空”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吗？

　　1978年5月17日凌晨，大墓揭开。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椁板离开了墓穴。令人惊讶的是，椁板下存满了混浊的泥水。

　　据考古学家分析，这座墓穴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水平面之下，埋藏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千百年来水面保持在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由于墓室内积水的形成是在盗洞被挖之前，因此可以推断盗墓贼当年无法进入墓室盗走文物。这是曾侯乙亡魂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运。

　　5月23日，随着抽水机低沉的声音，水位缓慢地下降，一个罕见的“三室一厅”地下墓穴呈现在大家面前，15000多件珍贵文物让人眼花缭乱。从此，擂鼓墩的名字，就同两千多年前一位神秘的国君结了缘，这片平凡土地上的每一粒石子，也漾起了悦耳的灵音……

　　神秘的曾侯乙

　　古墓发掘之初，被命名为“擂鼓墩一号古墓”，人们并不知道墓主是什么人。这座古墓，不仅在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而且墓前无碑，墓内没有墓志铭、告地册（告地下官吏的文书）、买地卷或简牍铭刻墓主姓名及生卒年月等；甚至在当地百姓的口碑相传中，都无法略知一二。

　　从大墓豪华的规格可以判断，墓主确实为一方霸主，一国之君。1965年三门峡市发掘的虢国太子墓，木椁不到15平方米，只有曾侯乙墓的十三分之一；1955年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木椁近60平方米；1957年河南信阳发掘的楚墓，木椁为67.5平方米。曾侯乙的寝宫面积，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

　　根据墓葬的状况，当时下葬主棺时可能出了事故：在主棺下落的过程中，不知何故棺体突然失去平衡，致使棺上一个铜钮斜插进南椁板，于是主棺东边的铜足不能落地，西边的铜足将椁底板砸出几个小洞，整个主棺倾斜约30度。棺盖因此不能盖严，留下约8厘米的缝隙。就这样，曾侯乙在他的寝宫里斜躺了两千多年，并不时有冷风拂面。

　　东椁室置放曾侯乙的主棺，主棺分内外两层，全部彩绘。主棺的东边有8具陪葬棺，西边门洞旁有一具殉狗棺。陪葬棺内都是年轻的女性，年龄约20岁上下，身份或许是曾侯乙生前的侍妾。殉狗棺内有一副狗骨，可能是曾侯乙生前的爱犬。让年轻的生者永远陪伴死者而进入黑暗冰冷墓穴之全部过程，在当时是非常惨烈的。

　　曾侯乙墓上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wèi），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同时，曾侯乙墓随葬规模庞大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曾侯乙墓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作持”或“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兵器上则有“曾侯乙之走戈”、“曾侯乙之用戈”的铭文。据统计，凡铭记“曾侯乙”三字的器物有200多件。尤其是墓中出土的编钟里，有一件镈钟，被悬挂于编钟架的正中，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

　　毫无疑问，这位国君的大名叫“乙”，并拥有诸侯的地位，尊称“曾侯乙”。据遗骸检测，曾侯乙在世约42或45年，约公元前435年下葬，身高仅1米62，但根据头骨而复原的胸像，却有一股英武之气。

　　同是诸侯，头一年，即前434年，北方晋敬公死；后一年，即前432年，南方楚惠王死，其史实均见于《史记》。但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里，却找不到曾侯乙的任何资料，如果不是曾侯乙墓的出土，这位乱世诸侯怕是要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曾国国君的文物为什么在历史上随国所在地出土？这是一直困扰历史学家与考古工作者的难题。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曾国就是《左传》里记载的随国，随国就是田野考古所发现的曾国。曾、随一国两名，在东周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晋国曾叫唐国，魏国有梁的别号，吕国又称甫国，州国则称淳于国。

　　威震四野的楚国国君，为什么要赠送附属国随国国君如此重器呢？自公元前706年始，到公元前690年间，楚国多次伐随，此后50年，随国臣服于楚。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随的事件，是两国关系进入“血浓于水”之阶段的明证。《史记·楚世家》记载了这个故事：当时吴国大军攻进楚国郢都，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军随即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昭王。作为交换的条件，吴国答应把汉水以东的土地划归随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楚昭王藏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已经进抵公宫以南。但随君不顾吴国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因此赢得了时间，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打退了吴国军队。随国在吴国大军压境的情境下保护楚昭王的故事，是历史上一个不背盟誓的佳话。但是对于随（曾）国，它最终在政治上成为楚国的附庸，在地域上则纳入楚国的怀抱，其文化染上了楚人的色彩，政体与文化逐渐地消亡了。

　　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这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江汉诸姬尽灭于楚，唯曾独存，也可能就是因为曾、楚两国世代友好的原因。

　　古乐新声

　　随着曾侯乙墓被一点一点打开，一座豪华的地下乐宫惊现于世。

　　在庞大的中室乐宫，人们看到了众多摆放成排的乐器，那位隐藏在历史迷雾中至今不肯显露真容的曾侯乙，为我们留下了一桌盛大的音乐大餐，而曾侯乙编钟，无疑是其中的精品。

　　编钟是中国北方考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乐器，但曾侯乙墓的编钟却创下了多项记录：它是中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

　　在南方，如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中，也曾经有编钟出土，但出土时编钟架已腐烂或散乱，编钟则散落一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于编钟架上，在已发掘出的数以万计的先秦墓葬中，仅此一例，不能不说是千载难逢的一项奇迹。

　　不仅如此，曾侯乙墓的编钟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前，出土编钟最多的，一是建国前发掘的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墓，二是建国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分别出土各类钟29件。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多达65件，比前两次发现的总和还多。

　　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重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重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说明这些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

　　此外，在曾侯乙编钟上，还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

　　据检测，曾侯乙编钟音质良好，发音相当准确。而且整体不啻是东周时期造型艺术的巨构，气势壮丽恢弘，其秩序感与局部繁丽的装饰相契，犹如一部动人心魄的交响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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